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世凯对蔡锷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以政事堂名义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结果，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
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而蔡锷为官多年，虽然名满天下，却没什么资产。蔡锷的家人老夫人和妻子等早有准备，不知躲到了何处。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
蔡鄂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软化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做蔡锷的工作。
为此，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李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奉诏于民国五年年一月十六日抵京谒袁。
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荐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
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约法的态度如何？
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
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熊希龄难道忘了，光绪年间曾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宪政专家的身份。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们有时亦称熊内阁为凤凰内阁。于是，他这次入京，被戏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
然而这位凤凰有自己的打算，二月八日，他假口南下疏通，便一去不返。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握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而现今的云南和当时的国民党，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然，云南也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山地多，城镇大多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是北洋军无法相比的。
唐继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全面分析了整个战略形势，言道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取长沙，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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