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总而之言之，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接下来，胡适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
是的，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当然，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和文言文相比，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
所谓人无完人，文章也应该是同样。但是，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
针对有人提出：“若要用国语作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
胡适：“这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如何创造新文学呢，胡适说：“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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