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领军人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他重点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同时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
此外，还有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在国外时，胡适曾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同样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主义的“节烈”和“孝道”。
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
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
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
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
上海县知事呈文言道：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
胡适在文章中指出：“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胡文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前边说了，他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他又以“我的儿子”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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