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是：“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什么时候，读到鲁迅我之节烈观这些犀利的字句，都不能不心悦诚服。
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由此可见，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共同的战斗。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胡适在序言尖锐抨击孔丘，指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在胡适看来，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充分表现出了五四时代的胡适，“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有史家考证，胡适这篇文章，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
胡适为什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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